“技術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自主研發與技術創新，也隻能作為自主可控的技術學習的參照與必要條件，而不是替代自主研發。自主研發始終是“主”，“技術引進”永遠是“次”，主次不可颠倒。

“增強産業鍊自主可控能力”，先是由2020年12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緊接着在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予以強調，并作為2021年八項重點任務的第二項，明确“産業鍊供應鍊安全穩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

“增強産業鍊自主可控能力”，被擺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性戰略位置。這不僅意味着國家領導層次上已經統一了思想認識，也表明在國家重大部署上，被作為主要着力點與必須實現的目标。

這是一個有關國家産業戰略的重大轉變。這是一個被打出來的重大轉變。

此前，我國主流經濟學者和政策界，也講産業鍊供應鍊，但基本上是強調與渲染如何不斷融入全球産業鍊，或産業鍊的全球化，并追求布局于本土的“全産業鍊”。以中國是全球産業鍊供應鍊的重要配套部分或不可缺少的部分為目标，并以此為傲。

但，無論是融入全球産業鍊，還是産業鍊的全球化，抑或産業鍊在本土的“完整性”，均沒有區别是由我國競争性企業主導還是由外資企業主導，甚或有意無意地根本不加區分。即便本土“全産業鍊”或融入全球産業鍊是由中國市場上的外資企業所主導的，在促使經濟增長與貿易往來的暫時“繁榮”之下，也被認為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成就，是吸引力與高度開放的顯示。

于是，“世界工廠”“全球制造業中心”成為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引以為榮又千方百計予以維護的目标。所謂互通有無的“世界性市場法則”及其支配性，“世界是平的”單廂情願式的樂觀，也就成為了我國主流經濟學者不遺餘力地加以闡述辯護的信條，并主導着經濟政策思維和具體政策選擇。這就是上述“有意無意”的原因所在。

這種隻知一面不知另一面、既是被蓄意誘導也是自我強化的“樂觀情緒”與“信條”，直至美國特朗普政府2018年發起對華空前貿易戰高技術産業戰，特别是針對中興、華為等中國企業的“芯片斷供”，才被從天而降的冷水澆醒。

每當了解和研讀中國工業技術史尤其1980年代以來的産業技術政策時，緊迫感不僅油然而生，并且，這種緊迫感是急促的，甚至急促到令人透不過氣來。

當絕大部分國内經濟學者與政策界沉浸于“世界工廠”或“全球制造中心”的“桂冠”與繁榮景象時，也有極個别清醒學者給出了冷靜而直白的提醒：

“當我們看到中國已經或正在成為世界工廠的繁榮景象時，我們千萬不要忘了：我們這座世界工廠不是建立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和産業的基礎上的；我們尚沒有攻占當今世界技術和産業的制高點；世界工廠不是崛起的結果，而是崛起的希望；我們不能支配世界市場，反而為世界市場所支配；我們不是軍事霸權；我們的出口業在财富分配上受制于人，不僅沒有超額利潤，連正常利潤也受到擠壓。國際資本通過對（上遊的）技術和（下遊的）市場的控制，牢牢地控制中國的出口業。我們世界工廠的規模越大，我們受到的控制越多。”^【1】

這位學者更是提醒方方面面，“世界工廠”或“制造業中心”的桂冠，在我國這之前，早已被英國與後來的美國擁有過。然而，不同于當今中國的是，無論英國還是美國，“世界工廠”是他們崛起為全球強權的結果，而不是崛起的起跑線或原因。曾經的這兩個“世界工廠”，無不是建立在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和産業群的基礎上，不僅掌握着世界産業鍊的制高點，也擁有并主導着完整的産業鍊和産業群。他們在各自的時代裡，或者通過武力開道的殖民方式，或者直接借助軍事強權，為各自的産業與生産能力“創造”并控制着世界市場，而不是讓世界市場來決定或支配自身的産業結構，不僅牢牢把握着自身經濟的主動權，也牢牢掌控着世界經濟的主動權。他們也均在各自時代裡成為世界軍事霸權。正因如此，這兩座“世界工廠”從全球貿易中獲取了巨額壟斷性超額利潤。^【2】

我國呢？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在國家領導層面上，1984年勒令停産紅旗牌轎車繼而是上海牌轎車這兩個僅有的國産轎車品牌；1985年勒令已自主研發了15年并已試飛170個小時的運-10大飛機下馬；一度以大規模購買外國核電技術作為統一國内核電技術發展的路線；國防工業一度幾近被放棄；2004年國家有關部門廢棄了1950年代末就開始自主研發的“韶山”系列電力機車和其他自主高速機車産品，卻大規模引進外資列車技術，等等。

凡此種種在典型産品與産業領域的标志性決策事件，不僅導緻了相關産業自主技術研發的中止、延後甚至最終廢止（比如，長達20多年轎車合資路線并沒有使合資企業及中方母公司開發出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整車，大飛機的技術差距相比運-10時代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無論核電還是高速機車隻有在重新啟用“前30”年就已建立起的自主研發力量後才最終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我國半導體技術的落後不是發生在計劃經濟時代“而是決定性地發生在‘改革開放’階段”。），也緻使中國走上了大規模引進外資并依賴外資高端技術的政策之路，自主研發與技術創新受到嚴重擠壓與削弱，産業鍊被外資主導，即使本土高端市場也被外資壟斷，“卡脖子”與被盤剝也就成為難免的現實。

更為嚴重的是，這些曾經長達二十多年的政策措施及政策思維慣性，動搖了新中國開國一代奠定的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根本宗旨的中國工業精神。正如一位有這方面實際工作經曆并長期堅持專注中國工業技術調研的學者所尖銳挑明的：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形成了依靠引進來實現工業技術進步的政策，它可以由一個‘三段式’的邏輯來概括：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實現國産化---達到自主開發。但此後中國工業發展的實踐證明，如果放棄自主開發，就沒有任何工業和企業能夠從‘引進外國技術+國産化’的階段走到‘自主開發’的階段……在實行‘三段式’技術政策後的20年裡，中國工業從總體上逐漸陷入技術依賴的狀态，伴随着許多工業的‘去技術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敢于自主進行技術突破的勇氣。以引進替代自主開發的結果必然是技術能力發展不足，這又令人看不到自己能力成長的前景而産生了隻能跟随的宿命錯覺。于是，‘三段式’技術政策在1990年代就演變為‘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積極‘引進’外資，到1990年代更是發展成為各級政府要求中國企業與外商合資的熱潮。直到2003-2005年，還發生過一場外資并購中國骨幹企業的風潮。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中國事實上大規模‘補貼’外資，典型地體現在全球罕見的‘内外有别’的稅收政策上。所有這些做法都出于一個信念：外資會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三段式’政策失敗的原因不是出在是否需要引進外國技術，而是出在放棄自主開發上……把‘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規定為唯一的技術來源，割裂了技術引進與自主開發之間的聯系，使前者成為後者的替代物，而不是補充物，因而排除了自主開發對掌握進口技術和推動技術進步的關鍵作用。”^【3】

這個曾經一度的“各級領導迷信‘外國先進技術’的時代”，是“一個形成‘外國技術一定先進，中國技術一定落後’社會心理的時代”，是“一個中國工業精神衰落的時代。”^【4】

長期大規模依賴外國技術與資本，使其壟斷中國市場，不僅嚴重削弱與打擊了“前30年”極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自主開發平台、研發隊伍及其承載的中國工業技術知識、經驗與能力基礎，抑制了中國自主技術進步；也使“前30年”舉國力量建設起來的工業體系、生産制造企業及其遍布全國的銷售網絡，成了外國技術與外資借以進入并占領壟斷中國市場的廉價“墊腳石”；最終，導緻整個産業鍊延伸與構成的主導權被握在外資手中。

如此一度走歪了的政策及其指導的實踐，消極影響至今仍在。為什麼要從黨政重大部署上一再強調“增強産業鍊供應鍊的自主可控能力”？不就是因為迄今我國有關“産業鍊供應鍊的自主可控能力”還比較弱，從而是一個急待加強的短闆，以至是當前和今後必須下大力氣的方向和重點嗎？！

就說眼下對新冠疫情防護至關重要的疫苗吧，我國的研制啟動迅速，進展快，屬全球前列，卻據有心人觀察，“造得了疫苗，造不了疫苗玻璃瓶”，在一個盛裝疫苗的小小玻璃瓶上被“卡脖子”：“國際标準要求盛裝疫苗的玻璃容器，必須為‘一類中硼矽玻璃瓶’，這種玻璃瓶的國産率還不足10%。中國前期獲批進入臨床階段的七個新冠疫苗項目，全部用了德國肖特的中硼矽藥用玻璃，沒有一家采用國産藥玻。”我國生産不了這種玻璃瓶。不僅如此，“由于産業起點低，中國醫藥包裝材料行業的發展進程，顯著落後于我國醫藥行業整體發展水平。”這不同樣反應了工業技術問題嗎？^【5】

我們不僅要認識到，“如果沒有前30年的工業基礎，也就不會有外資的大量流入。”更必須清醒的是，“外資從來沒有發動過一個落後國家的工業化，外資隻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開始發展後，才會進入以分享市場”。^【6】

我們必須警醒的是，在這個仍然是國家激烈競争的時代，決定競争力的關鍵始終是高科技。高端核心技術的掌握者，不僅能夠通過世界分工主導并控制整個世界的産業鍊，還主導着世界财富的分配。^【7】富國與窮國，強國與弱國，就是這樣決定的。

甭管是如何被打痛打醒的吧，好在，至少已經深切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及其嚴重性，形成了國家的重大決策。接下來，就是如何集中各方面力量與智慧，強力推進落實，争取早日實現決策目标。盡管這需要時間，盡管這會涉及方方面面，更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但無論如何，這一目标的實現進程中，最起碼的兩點是必須受到高度重視并得以切實把握的：

一是，必須盡可能集中各個層面的政策力量與資源，并真正從理論邏輯與政策思維上予以清晰的是，要切切實實地鞭策、鼓勵、支持、保護中國企業（不管是國有還是民營）的自主産品開發和技術創新，回歸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旋律的中國工業精神上來。

二是，必須對“外資”、“技術引進”以及更廣泛的“對外開放”有一個符合理論邏輯以及集合了經驗教訓的曆史邏輯的正确認識，并予以恰當定位。“對外開放”始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外資”隻能是中國發展的補充，也隻能是在秉持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至上前提下的“利用”，決不可“依賴”。“技術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自主研發與技術創新，隻能作為自主可控的技術學習的參照與必要條件，而不是替代自主研發。自主研發始終是“主”，“技術引進”永遠是“次”，主次不可颠倒。

【1】黃樹東，《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争》，第33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

【2】黃樹東，《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争》，第334-33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3】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第446-448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出版。【4】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第44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出版。【5】《造得了疫苗，造不了疫苗玻璃瓶，我們又被“卡脖子”了？》，參見2021年2月1日的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xinghaiqingbaoju/2021_02_01_579874_s.shtml。【6】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第42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出版。【7】黃樹東，《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争》，第336-337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

(供稿：林光彬 審核：林光彬 編輯：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