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印度都是我國需要長期持續認真研究并嚴肅對待的鄰居。就總體戰略性原則而言，正如國務委員兼外部部長王毅最近在記者會上所宣告的：“中印是朋友和夥伴，而不是威脅和對手。雙方應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消耗，加強合作而不是彼此防範。”

這也是一位學者張文木教授站在中國地緣政治立場上認識與研究印度和印度洋問題時所秉持的總體理念：中印兩國可謂“兄弟無遠”。

但這并不意味着不講戰術策略。盡管曆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不是中印關系的全部，但這一問題的最終妥善解決，還是需要鬥争與合作兩種手段，并把握好兩者的運用時機與力度。

中印兩國不但是相互搬不走的鄰居，也有着諸多共同之處。即使是不時相當尖銳的邊界問題，也是兩國均遭西方列強殖民半殖民侵略與統治的見證，是西方帝國蓄意留給兩國的曆史麻煩。正因如此，在解決這一問題的曆史進程中，既有良好合作，也有激烈鬥争。

良好合作如，1954年中印簽署了兩國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的協定：“印度政府愉快地同意撤退其在中國西藏地方的武裝衛隊；并愉快地同意将印度政府在中國西藏地方的全部驿站和郵政、電報及電話等企業以及其全部設備交給中國政府。” 也是在這次談判中，兩國共同提出并遵循了“互相尊重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

鬥争如，針對印軍大規模武裝入侵，1962年10月17日晚11時，毛澤東主席簽署了中共中央軍委關于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于20日拂曉發起中印邊境全線反擊戰。當月22日國防部發表聲明：“為了防止印度軍隊卷土重來，再度發動進攻，我邊防部隊在自衛戰鬥中，沒有必要再受這條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約束。”曆時一個月的反擊戰，将印軍全部趕出我實際控制區後，中國主動宣布全線停火，并将軍隊後撤至實際控制線以北20公裡，完成了毛澤東主席講的“打一個軍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軍事仗”的目标。對印軍事鬥争的目的，仍然是促進和平解決争端。這為我國赢得了對印關系的主動權。

當今的印度，不僅是一個人口數量與中國比肩的大國，也是一個有着強烈發展抱負意願的發展中國家。盡管印度不時被美歐主要西方國家拉攏與利用，印度也同時在利用這種拉攏利用，但，印度并非甘心也不可能完全追随西方強權，反而對現行全球體系及其主導者的西方強國多有不滿。

我對印度的認知以及同其官方的接觸，僅限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籌建期間與開業運營的初期階段。從中也可洞察印度的一些特征。對于中國提出的亞投行倡議，在東盟十國明确表明參與後，印度同意參與。幾次籌建階段的多邊磋商會議上，印度代表在贊同中方倡議的同時，也對美歐主導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怨聲載道，甚至是強烈不滿，希望共同創建一個有所不同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

盡管對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采取了消極态度甚至有所微詞，但對于亞投行的籌建，印度總體上還是積極的。當然，這是印度基于自身利益盤算的國家決策。這無可厚非。至于過去五年多來，印度獲取了亞投行近三分之一的貸款投資累計額，是否符合亞投行框架下的合理公平原則，需要亞投行決策層結合各個成員國的需求和章程進行總結評估，通過在經營管理決策與執行機制上的不斷建設和優化，确保盡可能公平公正合理地滿足各發展中成員國的需求。

過去多少年來，特别是莫迪執政以來，印度加強了對中國的研究，借鑒了很多中國促進發展的政策經驗，也吸取了一些中國發展進程中的教訓，以便極盡努力地發展自已。這值得我們正視和尊重。

199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放，建立特區，加強中央政府集權的嘗試，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推動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并推動各個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資，高度重視制造業和産業鍊建設，修訂一些阻礙經濟發展的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印度政府在追求發展道路上的努力，一些政策措施也折射出對中國發展經驗教訓的吸取。

印度是相對複雜些，相比中國也相對落後些，但，又有哪個國家尤其大國不是複雜的呢？的确，中印有分歧有競争甚至有沖突。但所有這些，并不成為為我們忽視印度追求自身發展的戰略、策略及其實踐努力的理由，更不意味着印度沒有什麼可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相反，印度的一些努力與做法，很值得我們反思和學習。

誠然，印度采取了西方那套政治體制并接受了相關價值觀念，但印度并沒有十分着意以此作為取悅西方與國際社會的東西，而是十分在意本土精神，這尤其體現在其影視作品中。印度出口到國外的影視作品，主要是那些體現了民族自信、努力奮鬥和樂觀向上精神的。諸如我看過的《印度合夥人》、《摔跤吧爸爸》、《廁所革命》，在觀看過程中，你不得不正視這些作品所體現出來的自信、抱負和積極樂觀的一面，也由此使你不得不重視這個國家。

在這一方面，是不是值得我國某些領域某些作者導演的反思呢？固然有着西方蓄意利用“灰黑濾鏡”來抹黑、醜化與扭曲我國的一面，但不容否認的是，某些作者導演也有着主動迎合西方的一面。對此，長期旅居法國而對西方有着近距離持續觀察、分析與體會的中國學者邊芹，在其一系列文章中，有着直白卻深刻的揭示與批判。

在經濟上，印度政府已将制造業作為其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為此，依托其巨大的潛在市場，已經并正在展開一系列改革。在鼓勵各個邦競争性招商引資過程中，依據投資額、業務模式、就業數量等，以占總投資額30%-100%不等的“财政返還”形式大規模增強其政府投入。

特别地，針對中高端制造業，印度已經開始實施大規模的“進口替代戰略”與“出口導向戰略”，并利用關稅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政策手段，推動産業鍊在本土的落地聚集與延伸。

比如，鑒于外國手機整機大量銷往印度的現象，印度政府先是通過大幅提高整機的關稅，迫使手機廠商到印設廠。2017年7月1日，印度開始對進口手機征收10%的關稅；2017年12月，提高到15%；2018年2月，再次将手機整機關稅從15%提高到20%。

在此基礎上，印度并不甘心隻是做整機的組裝。于是，緊接着大幅提升了手機零部件元器件的進口關稅，迫使部件供應商也在印度設廠生産。2020年10月1日，印度對智能手機顯示模組、觸控模組、連接器的基本關稅（BCD）從0提高到10%，總附加關稅為12.3%；2021年，印度财政部長表示，手機制造過程的部分零部件将被征收2.5％的關稅，而不是迄今為止完全免稅的情況；電路闆、充電器和手機适配器的塑料成型件的關稅從10％提高到15％。修訂後的關稅稅率也适用于電子電器行業。

要知道，印度是僅次于中國的全球第二大手機市場，也是中國手機廠商的主要出口市場。2020年，印度共有1.45億部智能手機出貨量，其中，中國手機的份額高達77%。僅小米手機2020年第四季度在印度的出貨量就達1200萬部。上述印度政府對材料、器件與整機進口關稅的大幅提升，配合其國内針對性優惠措施，緻使圍繞手機制造的上下遊整條産業鍊正在快速而集中性地向印度轉移。

不隻手機，包括電子信息産業在内的多種制造業産業鍊也出現了類似迹象。這才是值得中國上下所高度重視的。

印度政府重新審核了與東盟、韓國、日本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中，就包括通過懲罰性關稅限制電子領域産成品和半成品的大量輸入。為了保持包括關稅在内的相關政策手段的運用自主權，以推進“進口替代戰略”，加速制造業發展，提升國家競争力，恐怕才是印度沒有加入RCEP（《區域經濟全面夥伴關系協定》）的真正原因吧。

從印度自身的國家利益角度看，包括關稅在内各種政策手段的自主運用，恰恰是悟到了英美在各自快速趕超發展階段的真谛，也充分吸取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一些教訓。這不得不令我國相關方面深思與反思。

反觀我國曾經一度的不短時期内，幾乎迷信并照搬了美國1970年代末以來基于新自由主義的一套，過早過快地放棄了一些政策手段的自主運用權利。中國當然與印度不同，但是，即便再怎麼不同，相比上述印度針對高端産業運用關稅手段，2001年中國“入世”的某些承諾，卻妥協到不僅接受了美國強行要求的允許外國企業對中國通訊産業擁有高達49%的份額，以及西方進入中國市場與技術轉讓分開的要求，還對高科技實施零進口關稅，緻使從材料、零部件到整機的大量湧入，不僅使外方壟斷了中國高端産業市場，也使中國長期從事着到岸組裝的低端産業活動，至今仍然深陷“卡脖子”“掉鍊子”的困擾之中。同印度相比，這難道不值得嚴肅反思嗎？

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苗圩在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3月7日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大會發言中講道：

“在全球制造業四級梯隊格局中，中國處于第三梯隊，實現制造強國目标至少還需30年。近年來，我國制造業發展成就很大，但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變，基礎能力依然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鍊子’風險明顯增多，制造業占GDP的比重下降得過早、過快，不僅拖累當期經濟增長，影響城鎮就業，還将帶來産業安全隐患，削弱我國經濟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争力……（應）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加快制造強國建設步伐，保護我國最完整的産業體系，提升産業鍊供應鍊自主可控能力，保護好幾十年來攢下的家底。”

作為原工信部長，苗芋完全有針對中國制造業的發言資格，他的這一結論可謂一語中的。之所以如此，新老原因都有，需要警醒與認真總結。反思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未來。相互比較，也是為了增強自身。

對印鬥争是為了合作，合作是主流，合作裡當然也有鬥争。無論合作還是鬥争，都應劃定底線講求策略。

印度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并持續廣泛而深入地研究。印度有着值得我們學習之處。相對于印度，如果我們想繼續保持一些領域或者整體上的相對發展優勢，就需要确實做到“互學互鑒”，而不僅僅将其當作一句口号，更不應隻是看到印度相對落後的一面，尤其不可一味以優越甚至“調侃”的心态和口氣來認識與讨論印度。

(供稿：林光彬 審核：林光彬 編輯：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