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拜登領導的美國民主黨政府急着坐下來同中國政府商談。【1】談總比不談好。問題是談什麼，如何談。更為關鍵的是，對我們中方來說，目标是什麼，對美方如何應對，哪些是可以談的，哪些是可以對等妥協的，哪些是決不可碰的底線而必須堅守的。
知已知彼，百戰不殆。準确判斷對手，抓其要害，方能做到遠近結合，堅定維護與增進我國家利益。當前，除了防疫之外，對拜登政府最為緊迫而急于同中方談的，恐怕是兩項議題：一是尋求中方為其巨額國債發行與财政赤字提供幫助，二是通過打壓中國高科技産業來維持其高技術全球領先與壟斷地位。
這兩項議題，在過往中美交手過程中，都曾作為重點。美方嘗到過甜頭，中方有過教訓。不隻針對中方，對于某些國家如日本，美國也曾一度将這兩項議題作為重點，并屢達目的。這是新一輪對美鬥争與合作中，中國所必須給予高度重視以至警醒的。
對美總體原則，必須超越短期商業性利益考慮，基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曆史性背景，從國家博弈的戰略角度認識對美鬥争與合作，堅定地将國家發展與安全利益、國家綜合競争力全面提升置于最高地位。
二
就第一項議題看，美國政府面臨着空前壓力。過去二十多年來，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原本就已步入快速增長軌道。特朗普政府加據了對債務的依賴。至2020年底，美國國債餘額已超過28萬億美元，比其年度GDP還多8萬餘億美元。拜登上台伊始就追加了1.9萬億美元的臨時性财政支出，接下來，還要追加2萬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這近5萬億美元支出隻能來自國債發行。
盡管美聯儲早已将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潮所渲染标榜的“央行獨立性”幌子扯掉，加快了國債的貨币化進程，僅過去39周内，美聯儲就累計印鈔超過19萬億美元，其經濟中的貨币數量比2020年初高出25％，貨币增長速度超過美聯儲1913年成立以來的任何時期（2021年1月20日，美聯儲經濟褐皮書）。
但即使如此，前财長保爾森與前聯儲理事凱文·沃什均還預計，美國政府2021年需要再融資7至8萬億美元。美聯儲資深經濟學家查爾斯·埃文斯表示，美國将需再增加3.5萬億美元的量化寬松以抵消無法将利率降至零以下的情況。【2】
受此影響，金融市場已經做出強烈反應。美國國債收益率已快速大幅提升，3月11日的10年國債收益率比初已增加了61個基點，提升幅度為66%。市場表達了明确拒絕新債發行的信号。
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政府很可能企圖通過緩和特朗普政府對華産品的高額關稅，來誘迫中方對美國債的增持。對于這種企圖，我國負責對美談判的部門、人員和國家決策層，必須做到心裡有數，應堅定而明确地拒絕這一企圖！
不得不強烈提醒的是，即将上演的一幕，是舊戲新做。舊戲離我們并不遠。
2008年美國爆發了空前大規模金融危機。美國政府推出了大規模“政府救市刺激措施”。這需要巨額國債發行支撐。布什政府繼而奧巴馬政府（當時拜登是其副總統）将希望寄托于中國。為此，美國将原本隻是“做做樣子”而并不怎麼重視的“G20”實質化。在2009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極力示好并勸說中方，以取得中國幫助。中國出于真誠合作的良好願望，大量增持美國債，極大地幫助美國度過了難關。然而，這一極力幫助換來了什麼呢？換來了一旦美國政府度過難關，緊接着就是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的“重返亞太戰略”、“南海風波”、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等一系列遏制打壓安排。特朗普上台後更是挑起空前對華貿易戰與高技術産業戰，以及其他一系列對華惡劣行徑。就是2021年3月的“1.9萬億美元經濟刺激法案”，拜登政府也是通過高舉“對抗中國”“攻擊中國”的大旗來削弱共和黨反對力量（凝結兩黨力量）而獲取國會通過的。
對于如此一個信譽不再的國家，對于如此一個隻顧自己所需而滑頭的政府，對于如此一幫對抗敵視中國的政治勢力，中國相關方面還應該那麼一廂情願地“抱有良好願望”而天真嗎？對于增持美國國債，我們經曆過一次“農夫與蛇”，難道還要再次做那個被咬的“農夫”嗎？還不嫌教訓不夠深刻嗎？
更為重要而警醒的是，在中美鬥争日趨激烈的當前與今後，我國所持巨額美國國債，不僅不是手中的一張“王牌”，反而是不斷受到美方威脅敲詐甚至凍結賴帳的“武器”：
一是，債權過于集中到一個債務人身上，雙方權力結構也就發生了變化，主動權已經轉到債務人手中了。正因中國是美國政府的幾乎最大單一債權人，才使中方在雙方鬥争中處于被動地位。
二是，作為最大持有者，中國所持美國債券資産已不再具備應有流動性，不僅沒有增強整個外彙儲備資産的流動性，反而限制了整體流動性，這已違背了大量購買持有美國國債的初衷。一方面，所有投資者與交易商都會密切關注中國的一舉一動，交易行為稍有變化，就會被市場放大傳播，引起自動快速廣泛加碼式的“羊群效應”；另一方面，如果大規模抛售，市場就會跟風，整個市場價格将大幅下跌，甚至發生恐慌性交易中斷。這不僅使中國所持所有外彙資産大幅縮水，産生重大損失，而且，即使想虧本大甩賣，恐怕也沒有接盤者。美國政府還可能強令其債券市場上的所有經紀商不得接受中方賣出債券的委托，緻使中方難以進入市場減持。
其三，成為美國侵蝕掠奪中國國民财富的“武器”。對這一“武器”的使用，美國政府一直屢試不爽。自1971年美元完全紙質化以來的50多年裡，美元已經累積貶值了55倍。長期連續巨幅通脹，是消蝕賴掉債務的一種手段。
其四，對中國所持巨額美國國債，美方已經拿來盤剝敲詐威逼中國，今後更會變得肆無忌憚。
其五，極端情況下，不排除美國政府凍結包括中國所持美國債券在内的所有美元資産。随着中美鬥争變得日益複雜尖銳，一個極力維護霸權地位而自身實力不斷相對衰落下去的美國，對已被其确定為頭号“戰略競争對手”的中國，将無所不用其極。
即使從最一般意義上講，對于一個實力持續相對衰落下去的國家的國債，也是不被長期看好的，能減持就減持，能不持就不持。中國再像2009年那樣增持美國國債，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說不過去。有鑒于此，特此建議：
第一，對于美方可能提出增持其國債的企圖，中方不僅給予明确拒絕，還應繼續堅定不移地策略性陸續減持所持美國國債及其相關機構債券。這應是今後一段時期調整中國外彙儲備資産結構的一項長期計劃。對這項計劃的執行，不應受中美關系緩和與否的影響，應堅定而持續地實施。
第二，杜絕那種将“不減持美國國債”作為處理對美關系時的一種承諾，以借此寄望赢得對方尊重并緩和雙邊關系。應認真總結與吸取過往教訓，不應對此類承諾抱有天真想法。
第三，将要求美國政府按市場價格回購一部分中國所持美國國債，作為中美經貿談判桌上的一個籌碼，作為針對美方某些要價的回應，比如擴大對美産品采購等。
第四，對于減持美國國債變現的美元資金，不應再轉成美元資産，而是可考慮采購我國所需戰略性資源，大幅增持黃金儲備，加大所需質優價适的一般商品采購進口量，用于加大雙邊貨币合作以加大同有關國家的經貿合作，以及多邊貨币金融合作等。
三
對于第二項議題，我們更應小心處理，增強防範意識與政策安排。
這第二項議題，使人不禁想起，拜登政府重新拾起了上世紀80年代打壓日本半導體産業的手段與策略，用來遏制中國高技術産業競争力。這種想法，是由剛剛宣布的中美半導體産業的一項雙邊商談機制所産生的。
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官網發布，經中、美兩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多輪讨論磋商，“中美半導體産業技術和貿易限制工作組”于2021年3月11日正式成立。中方介紹，該工作組将為中美兩國半導體産業建立一個及時溝通的信息共享機制，交流有關出口管制、供應鍊安全、加密等技術和貿易限制等方面的政策。根據磋商結果，雙方協會将各自委派10家半導體會員公司參加工作組，各自分享相關信息并進行對話，雙方協會将負責工作組的具體組織工作。
同樣性質的雙邊工作機制，早就出現在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産業的打壓中。正是從如此雙邊安排開始，美國成功地規避了多邊貿易框架，以便不受幹擾地集中力量對日本采取一整套預先設計好的策略，通過一再誘導與施壓，最終完美地達到美方目的。
讓我們翻開那個對日本有着慘痛教訓的曆史，簡單地看看吧。
當美國向日本銷售電子商品時，日本幾乎沒有電子産業。日本政府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确定電子産業發展戰略：通過嚴格的市場保護、培育大而全的電子财團、政府推動民族産業間技術研發合作，而不是開放自己的市場、成為美國電子産業的低端加工組裝車間從而依賴美國技術的道路，形成了具有完整自主産業鍊條的電子産業群體。
這一戰略的實施，不僅使日本于短短幾年内将占日本市場30%份額的美國電子企業趕出去，更是在1970年代中期以後，從美國企業手中奪走世界市場份額，并主導了美國本土消費類電子産品市場。尤其是，作為電子産業核心的芯片技術，日本超越美國，成為最主要的技術掌控者和最大的芯片生産國，幾近打跨了美國芯片産業。
陷入芯片與整個半導體産業被日本全面替代之困境的美國電子企業，于1977年3月成立了半導體行業協會（SIA）（就是這個SIA，現在又來到了中國），抱團抵抗，強烈要求美國政府介入反擊。
美政府積極響應，商務部、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國務院、國防部、司法部等部門紛紛行動起來。當時的美國貿易代表後來回憶道：“我最後決定，我尚未準備好去做出這樣一個結論：美國芯片業已經不可挽救。而且，我感到它事關國家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安全高于任何經濟利益。”【2】美國政府決定大力打擊日本芯片業，并通過大規模政府訂貨與資金投入來大力推動本國芯片業。1982年2月，裡根政府考慮限制日本芯片進口。1982年3月，美國商務部告知日方，将對日本芯片出口商發起反傾銷調查，并配合政治與經濟手段。在日本通産省為此要求日本芯片商主動壓縮對美出口數量并提高價格後，1982年6月卻被美司法部告知，正在調查日本廠商聯合利用市場壟斷地位、在日本政府支持下通過卡特爾手段限制數量擡高價格來尋求“壟斷租金”以彌補前期借助低價傾銷獲取市場主導地位所導緻的損失，并形成了一套理論說辭，緻使日本進退失據。
1982年春，成立美日高科技工作小組（HTWG）（類似于剛成立的“中美半導體産業技術和貿易限制工作組”）,于當年11月就芯片業、計算機産業與通信業達成《關于原則問題的協議》，通過務虛與模糊條款獲得日本政府批準，為日後美方的利已解釋留下伏筆。1983年，在HTWC框架内開始第二輪談判，于當年11月達成新協議，日本全部廢除芯片關稅并建立起知識産權保護程序。
1985年，美國廠商試圖與歐洲同行組成統一戰線對付日本芯片業，出于利益考慮，後者未予認同，但美保證向歐洲通報對日報複行為。1985年6月11日，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對日本芯片商發起301條款調查。
在美國持續多年不斷升級的真假虛實結合的威逼利誘壓力下，日本1986年與美簽署《半導體條約》。美迫使日本廠商停止在美國市場和其他市場上傾銷，美國廠商獲得日本市場20%的份額，并挑起日本電子産業的内部惡性競争，成功拆散了日本半導體産業協同合作的自主産業鍊條。
1987年3月，裡根政府就計算機與電視等産品對日本實施高達3億美元的進口限制，直到日本完全履行《半導體條約》為止。這一限制，實則持續到1991年。與此同時，通過1985年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進一步打壓日本電子産業。
期間，美政府卻批準14家美國廠商組成“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給予大規模政府資金與産業基金支持，大力推動技術研發和芯片業發展。
最終，日本在這場美國發起的針對芯片業與整個半導體産業的戰争中徹底敗下陣來。1993年，美國取代日本再度成為全球最大的芯片出口國，并通過培植韓國、台灣地區等日本競争對手的芯片與電子業，對日形成進一步擠壓。進入新世紀，日本芯片業乃至整個高科技行業，被美國遠遠甩在後面，導緻了日本經濟“失去了近三十年”卻仍然難以走出這一巨大泥坑。【4】
要知道，日本還是美國的重要盟友，是其遏制中國的前沿。美國尚且如此對待日本的高技術産業，就更不用說針對已被美國明确界定為“頭号競争對手”的中國了。正如已經、正在還将繼續顯示的，美國更加不擇手段，更加沒有底線對華。對此，那些仍然心存幻想的中國相關人士，必須醒來！
在國家博弈的時代，提出并向往美好願望時，必須先做出最壞打算，并持續做好充足準備。商業利益與短期經濟利益當然要講，但必須有着超越商業利益的國家長遠戰略利益意識和安排；貿易戰略必須置于國家安全戰略之下；商貿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安全利益。否則，“在國家博弈中，短期經濟利益考慮多了，國家安全利益就少了；自由貿易迷信多了，技術與産業獨立就少了。”【5】
那些迷信“用市場換技術”、“競争中性”、“全球産業鍊”、“全球化分工與合作”、“全球化市場”、“各自優勢互補”并“從中各取所需”的中國人，如果未能被日本的教訓喚醒，不能被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行徑喚醒，那可真是無藥可救了，不是天真到愚蠢至極，就是别有用心。
既然已從最為矚目的半導體行業成立了雙邊聯系工作機制，我國就應積極主動地加以利用，吸取日本教訓，學習美國的戰略與策略，秉持以高技術産業自主自控為核心的國家戰略安全利益為最高原則，堅決防止步入對方圈套。為此，建議：
第一，堅定而嚴格地将雙方經濟磋商範圍限定在貿易領域，商談議題必須對等設置，不可由美國主導，更不可由其主導議題談判進程。以此，杜絕美國由貿易問題入手，延展到更廣泛的經濟體系事宜上。中國不是拉美國家，不是日本，不是前蘇聯，也不是蘇聯剛解體後的俄羅斯，不是其他小型發展中經濟體，也不是依附于美國的西方國家，貿易之外的經濟體系金融體系事宜，是中國主權，是中國内政，沒有任何必要在中美貿易磋商中進行讨論，美國無權說三道四更無權幹涉。如若不然，就會踏入美方熟悉的套路性陷井之中，被其牽着鼻子走，正如美國針對拉美國家、日本或前蘇聯所做的那樣。
第二，即便是貿易領域的磋商，也應當嚴格限制雙邊框架内的議題，盡可能地放到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一多邊框架内，通過多邊規則與多邊機制來讨論解決問題，以約束美方。
WTO是美國主導建立也一直由其主導運行的有關全球貿易秩序特别是解決貿易争端的多邊機制。多少年來，這套機制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戰略利益和實實在在的商業利益。中國經過了長達15年的艱苦談判，做出了巨大妥協讓步，特别是承諾了美國繞過WTO的相關機制而單方面強行塞過來的有利于美國利益的“私貨”，可以說，中國當年是按照很不公平很不公正而相當受歧視的條款安排，才加入WTO的。美國從中國“入世”談判及中國對“入世條款承諾”的履行中得到了巨大利益。既然如此，美國現在還認為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吃了虧”，主動挑起了大規模對華貿易争端。對此，中方就應當理直氣壯地堅定要求在WTO框架内，按WTO的争端解決程序與标準，來解決問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讓多邊規則與機制，來制約美國的單方面挑釁。杜絕美方繞開多邊框架與規則而在雙邊框架内對中國的随意攻擊。在多邊框架内讨論解決中美貿易問題，也有利于中方廣泛團結廣大新興與發展中國家以及部分發達國家。
第三，繼續逐步适當減少對美國市場特别是低端市場的依賴，減少以美元及其計價的虛拟資産形式存在的外彙儲備。這盡管短期内會對相關企業與産業有所沖擊，但是，總體而言，這一沖擊不僅可以承受，并且從長計議，可以大幅縮減受制于人的程度，避免沒有必要的讓步妥協而損害國家發展利益。還可促使加快我國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步伐，促動内需擴大型的内向發展，增強經濟自主權，提升本土市場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根本性支撐。
【1】據外交部網站2021年3月11日消息，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宣布：應美方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将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于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雷奇舉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官網發布，經中、美兩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經過多輪讨論磋商，中美半導體産業技術和貿易限制工作組今天（3月11日）正式成立。【2】《美國39周放水19萬億，伊朗用人民币替代美元，黃金美元戰或一觸即發》，參見2021年1月21日的百度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461212734916287&wfr=spider&for=pc。【3】黃樹東：《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頁。【4】上述美日産業戰争過程，黃樹東教授作了很好的總結與分析，我在此隻是簡述了他的闡析。有興趣者，可閱讀黃樹東的著作：《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238頁。【5】黃樹東：《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頁。
(供稿：林光彬 審核：林光彬 編輯：王萌)
